如果深究吴三桂的想法,朱永兴觉得滞留京师的吴应熊一家或许是吴三桂不肯北进的原因之一,但绝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吴三桂缺乏那种勇往直前、一无反顾的决心和气势。这是性格使然,在历史的夹缝中,吴三桂能够左右逢源,富贵荣华,但到了决定历史的时刻,他却没有那个魄力。
“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吴三桂苦心经营云贵十多年,视此为根基所在,北上意味着弃根本,另辟新天地。倘若大事不顺,中道受挫,就会陷入进退失据的危险境地。
而屯兵长江以南,巩固阵地,站稳脚跟,即使大事不成,尚可“划江为国”,立半壁江山。这番考虑,虽属稳,却难保胜利。兵法上说,有进无退。只有进攻,才能取得和巩固已得的胜利。而军事进攻一旦停顿下来,变为防御,就将被动挨打。
顿兵不前,是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而吴军未能在甘陕和江西取得决定性胜利,打通与王辅臣和耿精忠的联系,使所占地区连成一片,则又是陷于被各个击破危局的关键。
反正在当时,无论吴军是渡江北上,还是下九江,扼长江、淮河、以绝清朝的南北运道。或是据巴蜀,塞殽函以自固。都要比迁延迟疑,幻想着康小三被吓傻,放回吴应熊一家,并与吴军谈和现实得多。在历史的交叉口,可以说。吴三桂做了最蠢的决定。
现在的形势与“三藩之乱”时很相似,但又有很多不同。朱永兴是皇明宗室,这面旗帜的号召力不是自号“周王”的吴三桂可比;闽浙有灭朔军,海上有水师,江西抚州有魏君重所率的两个师,长沙一下,由萍乡、宜春一线打通联系,并不困难;荆襄有讨朔军,有长江水师。长沙不战而降,所属兵船皆归明军所有,在水上力量上明军占据明显优势;郧、襄、谷城仍在讨朔军手中,控遏着汉水上游,清军要在荆州立营对峙,便要遭到东面和北面的威胁。
而清廷选择在荆州紧急布防,将其作为战略重点,一来是想切断明军与荆襄讨朔军的联系。二来也是估计到明军北上,将走湖南渡江。因此。清廷力图凭借长江之险,在荆州布防,拦腰阻拦明军,使其不得渡江。如果在此顶住了明军的军事压力,便可集结大军,作为渡江反攻的基地。
吴越(指江浙地区)之财货。山(西)陕(西)之武勇,都集中在荆州、襄阳、长江、汉水之间。吴三桂的反正,使湖南局势急转直下,双方调兵遣将,调整布置。大江以南的战事焦点一下子便集中到了荆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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