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曾和南宋处于同样的形势,但南宋尚且苟延残喘了上百年,南明却迅速败亡。不可否认宋高宗赵构还是有些头脑的,起码他知道收编南逃的北方汉人,组成如虎狼之师的岳家军对抗敌寇。
许多史籍中都将弘光朝的灭亡归咎于马士英、阮大铖等奸臣的结党乱政,正人君子联袂而去。而事实上,当政的文武大臣(包括史可法在内)都是一批鼠目寸光的政治侏儒,这才是灭亡的最根本原因。
弘光朝时,当政官员在“借虏平寇”的如意算盘下,围绕“定策”、“逆案”、“顺案”争权夺利。对他们来说,只要能保住江南这块最肥沃的土地就足以荣家安身,黄河流域的大片疆土,数以千万计的百姓全被忘在脑后。
人们常常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给史可法和马士英描绘成截然不同的脸谱。事实却表明,史可法与马士英之间的差异比后来的许多史学家想象的要小得多。他们两人的品质高下主要是在个人操守方面,而在基本政策上并没有多大分歧,都是“联虏平寇”方针的赞决者。
忠臣亦误国。比如被俘后坚贞不屈,保持了民族气节的何腾蛟。纵观其一生,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弘光时期他受制于左良玉,无所作为。隆武时期,他伙同湖北巡抚章旷排挤大顺军余部,收罗一批散兵游勇充当嫡系,隆武帝遇难,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明军反攻湖南之役取得节节胜利之际,作为全军统帅的何腾蛟却处处私心自用,挑起明军自相残杀,给清军以喘息之机;又悍然调走围攻长沙的忠贞营。一手断送了复湘援赣的战略大局。
忠臣者,忠于国家民族,忠于抗清大业,忠于兴复华夏。若有碍于此,甚至阻挠破坏,则是陷社稷于险境。陷皇上于危难,陷万民于水火,乃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朱永兴曾说过这样的话,目的是把忠臣的定义从只忠于皇帝的狭隘范围中解放出来,属于应时应势,偷换概念。当然,这也是他的心目中真正的忠诚,而不是对一家一姓的愚忠。
晋王李定国当初听这话的时候。心中颇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朱永兴是在狡辩,是有意弱化皇上的措辞。但现在他却看到了活生生的例子,就在他的面前侃侃而谈。
“……岷藩虽身为留守,然独揽大权,私授名器,弃皇上于异邦,又派心腹封锁觐见之路。下令如下旨,恩威独擅。实乃欺君罔上,僭窃之奸同于莽星光慷慨激昂地痛骂一番,又用殷切的目光望着李定国,“王爷身受皇上大恩,忠心不二,且在军中积威功重。众相钦服。只要王爷应命以除国患,内有旧部拥戴,外有延平世子呼应,用惩奸凶易如反掌。待到迎回皇上,圣天子在位。将士臣僚归心,进可驱除鞑虏,退可固守以待敌自败,千秋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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