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在围困了热兰遮城后,台湾基本上大局已定,他便命令把将士和官员的家属送来台湾。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未免操之过急。此时,大陆沿海岛屿的局势比较稳定,收复台湾以后完全可以随着垦荒、建屋等开发过程的进展,鼓励将士和文官把家属逐步迁来台湾。开辟阶段,条件艰苦,对将士也应予以更多的关怀。
但郑成功一意孤行,用法严峻,果于诛杀。先后因小罪杀府尹杨朝栋一家,又杀万年县祝敬,家属发配。于是人心惶惶,诸将解体。郑成功又严谕搬眷,郑泰、洪旭、黄旭等皆不欲行。于是,不发一船至台湾。而差船来吊监纪洪初辟等十人分管番社,皆留住不遣,海上信息隔绝。
其实,强令驻守大陆沿海岛屿将士把家属送到台湾,是郑成功的一个策略,赴台家属则带有人质性质,意在防止诸将士叛投清方。这同明太祖朱元璋留诸将家属于京师、清廷命文武大员以子弟入宫为侍卫相似,是企图以亲属的安危来维系下级的忠贞,本不足取。
何况,台湾那时的荒凉景况还难以同明初南京、清初北京相比。初至台湾的将兵因为水土不服,瘴疠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众。这种情况下,硬行推行这一措施,势必在一部分将士(特别是镇守金门、厦门、南澳等大陆沿海岛屿的将士)中引起抵触。
人心不平,讹言也随之兴起。有人流传镇守南澳的忠勇侯陈豹(即陈霸)因不愿送家眷入台,已同清朝建藩于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通款投降。郑成功没有弄清真相,就轻率地下手谕给郑经和洪旭,令周全斌、杜辉、黄昌等带领舟师去南澳平叛。陈豹无以自明,率部卒乘船往南海方向投奔西南明军。
这件事情是郑家内部开始分裂的征兆,而另一件事情则因为郑经的优柔寡断又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铜山(东山)的蔡禄、郭义二将暗中勾结叛将黄梧,早已密谋降清。五月间郑经已获悉蔡禄、郭义有异谋,却没有及时派兵前往防范。六月初三日接到蔡、郭二人公开叛变后才实施戒严,准备船只。初九才由厦门派黄廷、杜辉、黄元、翁天祐、何义、黄昌、杨来嘉等统军乘船南下铜山平叛。
而此时蔡禄、郭义已经纠众从容地把铜山抢掠一空,并在清黄梧、福建右路总兵王进忠、诏安副将刘进忠接应下由八尺门渡至大陆向清方投降。平叛郑军在铜山登岸已为时过晚,只好派兵防守炮台,安抚遗民。
两次事件,对于郑氏集团来说,都意味着叛逃,只不过方向不同。而郑成功专力经营台湾,其所下的严令又让金、厦诸将产生了抵触情绪,倒是让郑经的地位有所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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