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想说,从此后,谁堪标志文学中国的清洁?
长夜难眠,这发自心灵的伤痛,其实早就深植在浅薄的年少时期。那时候,我生活着的小城,流行一种名为文学青年的毛病。就像传播**型肺炎的蝙蝠与果子狸,小城里最活跃的几个人,每次外出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归来,总要传播一些闻所未闻的小道消息,或者是美其名曰的文学新观念。很多次,混迹在听众中的我,闻得种种对巴金老人的不敬,血肉之躯竟然能够产生阵阵莫名其妙的亢奋与激烈。世事如烟,所幸我还能及时看清楚,在谎言被重复千万次的那段时间里,真理并没有真的被淹没。只是以其沧桑历尽的姿态,耐心地等待着对方,用忏悔的耳光,痛苦而幸福地抽打自己。年少并不等于无知。真无知是因为个人**太过强烈,看不到追名逐利背后的丑陋与肮脏。更看不到文学的真正巨人反而类似老父老母,从不在儿女面前以哲人姿态,散布那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大话,更不会利用各种方式将自己的书写无限夸张。
有一说法,远处的作家是天才,隔壁的作家是笑话。远处的巴金老人,越来越不被人当成是天才。在我成为一名真正的书写者,并将巴金老人当成动笔就能见到的邻居之后,老人拥有的全部朴实无华,都在证明,真是高僧,只说常话。所以,不将巴金老人当成天才是对的。天降大任于斯,为的就是让巴金老人与众多狂妄之辈的平实相处,及时地帮其来几颗救心丸,饮一剂还魂汤。
一位老人的远去,让一批后学长大许多。第二天的早上,大家又到了一起。回忆着一九九九年,老人在喉咙里插上两根导管之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从现在起,是为你们活着!”我没有同意对老人最后言语的普遍说法,也没像从前那样只要求自己心里有数,不去触犯众怒。算不上挺身而出,我只是不再习惯从众,不再习惯洁身自好,不再习惯温良恭让。我想让大家同自己一起去触摸一个伟大的灵魂了。
虽然早已不是年轻人,这个念头刚一出现,我就觉得肩头上一夜之间磨出了一层老茧。也只有这种老茧才有力量让我将心里的话当众掏出来。当然,这老茧也是老人离去后,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担在肩上的责任。
在《圣天门口》中,我形容说,一盏灯最黑。那样的黑是众多逃避所导致的,不是不懂得,而是世界太聪明,非要等到唯一的灯熄灭之后,人们才开始点燃自己的心灵之火。这些年,有多少年轻人都不堪重负的责任,被强压在这位衰弱得无法做出任何行动的老人的肩上。有多少声名显赫位高权重者都三缄其口的话语,还在凭借连呼吸都不能自主的老人的名义发出声音。老人终其一生从不计较一己之私,不管世俗之眼如何相看,事实无可否认地摆在那里,没有老人的脊梁作为支撑,文学中国也许早就被一些三头六臂的怪物,幻化为出产种种丑陋私利的自家后院。老人是定海神针,老人是镇宅宝镜。本可以早些仙去的老人,就连文学中国里最基本的良心,也还要以一己之力独自担当,直到悬于一线的生命最后一次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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