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事发生在武汉之外的城市里,它一定是浪漫故事的美妙序曲。在武汉,这事就这样过去了,只有极少数人还记得报纸上说的,一只铸铁窨盖冲天而起,险些砸着一个骑车路过的年轻姑娘。
现在,我同沙莎在法律上已是夫妻,就要住进黄孝河路上的花桥小区。不是沙莎,我连想都不敢想。
感情问题和爱情问题一直没有被提上我和沙莎的议事日程,被优先考虑的是我们各自的存款。沙莎那头脑里不知装些什么先进仪器,她眨也不眨一下眼,就说出我的存款数额。这个数字同我真实的存款余额相差只有四百元。我像是被反贪局的人盯上一样,索性和盘托出,连那四百元也不要了。
有天夜里,韩丁同最近的那个女孩斩断关系后对我说,外地人找武汉女人做老婆是福气,做情人则是灾难。韩丁准备买房的钱又蚀了一截。他没说是炒股赔了,还是为那女孩破费了。不过多半是由于后者,因为近期股市仍在涨。
我一直在平静地观察沙莎。她确实是过日子的行家里手。自从我的存款交到她手上,她再也没有麻烦过我。我知道她在一趟接一趟地往顺道街和青年路跑,上那儿选装修房子的材料,选房子装修好了以后要用的家具。我几次提出陪她一起去,她都不同意,理由有两个:一是两人去要多花一倍的交通费;二是我不会说武汉话,跟人讨价还价时是个累赘。沙莎请的装修工人恰好是黄州人,他们同沙莎讲黄州话时,我还是不能插嘴。从牛会计搬走,到我们的家具进门,总共只用了三十天时间。
结婚的头一天,一切准备好后,局里的同事来看热闹。
几个同我一样,从外地来武汉的人咬定我们至少为这房子花费了六万元。武汉本地的同事没有如此高估,尤其是成了邻居的王婶,她认定的花费在三万元上下。这个数额正是我和沙莎的实际经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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