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二次攒下的二百元钱,除了路费,东家给五元,西家给十元,以“见面礼”的方式,差不多全救济了故乡人。我和父亲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斤地瓜干离开了故乡……
到家后,父亲开口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他妈,我把钱抖搂光了!你别生气,我再攒!”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用内疚的语调对母亲说话。
母亲淡淡一笑:“我生啥气呀!你离开老家后,从没回去过,也该回去看看嘛!”仿佛她对那被花光的二百多元钱毫不在乎。
但我知道,母亲内心是很在乎的。因为我看见,母亲背转身时,眼泪从眼角溢出,滴落在她衣襟上。
那一夜,父亲翻身不止,长叹接短叹。
两天后,父亲提前回大西北去了。假期内的劳动日是发双份工资的……
父亲始终恪守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三年探一次家的铁律,直至退休。父亲是很能攒钱的。母亲是很能借债的。我们家的生活,恰恰特别需要这样一位父亲,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所谓“对立统一”。
在我记忆的底片上,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模糊的虚影,三年显像一次;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
报答这种心理,在父子关系中,其实质无异于溶淡骨血深情的稀释剂。它将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经地义的伦理平和地扭曲为一种最荒唐的债务。而穷困之所以该诅咒,不只因为它造成物质方面的债务,更因为它造成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债务。
父亲第三次探家那一年,正是哥哥考大学那一年。父亲对哥哥想考大学这一**,以说一不二的威严加以反对。
“我供不起你上大学!”父亲的话,令母亲和哥哥感到没有丝毫商量余地。
好心的邻居给哥哥找了一个挣小钱的临时活——在菜市场卖菜。卖十斤菜可挣五分钱。父亲逼着哥哥去挣小钱。哥哥每天偷偷揣上一册课本,早出晚归。回家后交给父亲五角钱。那五角钱,是母亲每天偷偷塞给哥哥的。哥哥实则是到公园里或松花江边去温习功课的。骗局终于败露,父亲对这种“阴谋诡计”大发雷霆,用水杯砸碎了镜子。
父亲气得当天就决定回大西北。我和哥哥将父亲送到火车站。
列车开动前,父亲从车窗口探出身,对哥哥说:“老大,听爸的话,别考大学!咱们全家七口,只我一个挣钱,我已经五十出头了,身板一天不如一天了,你应该为我分担一点家庭担子了啊!”父亲的语调中,流露出无限的苦衷和哀哀的恳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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