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我写下这篇忠实的文字,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树碑立传”,也为一个儿子保存将来献给儿子的记忆……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绝对权威,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惧怕的人。
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
父亲难得心里高兴,表情开朗。
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
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板着脸任我们“吃”他。父亲的生活原则——万事不求人。邻居说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
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邻居一位会算命的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的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能唉声叹气,则会少发脾气了。
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
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所决定的吧?真很不幸!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何况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天天被我们“吃”的人对我们发点脾气吗?
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我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哭,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拥挤着七口人的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的。全家都没注意我三天没说话。
第四天,在学校,在课堂,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了的课文。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急了,同学们也急了。老师和同学,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七八位外校的听课老师。
我不是不想读。我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级丢尽荣誉。我是读不出来。读不出课文题目的第一个字。我心里比我的老师,比我的同学们还焦急。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们小学二年级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磕子”,我也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
我的口吃,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我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成熟”,有人因此把我看得“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后的口吃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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