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大问题要有大智慧,唐绍仪在原地踱了三个来回,目中找到了解决办法。
“诸位,文官考试不同于旧时科举,许多规矩原也不必照旧。科举有状元、探花、榜眼之称谓,此次考试并不照搬,只分一甲、二甲之类,所以人数亦可灵活。我看是不是这样,此四份最优试卷,一概列入一甲,倘若剩余试卷再无最优,则此四人定为一甲,一甲第三则为两人并列;如果还有其余最优,则将全部最优卷呈请圣览,由皇上钦定一甲名次,如何?”
这个做法倒也不偏不倚,无论载泽、周学熙还是梁士都可接受,彼此也不伤和气。其实这几份最优试卷无论最后排名如何,所部大臣肯定是要重用的,众人所争者无非是一个面子问题,都想着让状元花落本部……
各部大臣对连续几天紧张的评阅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考生也不负众望,在各科都涌现出了相当优异的人物。以医科为例,有考生名朱神惠,毕业于哈佛大学,博士论文题目曰《中国之肺痨病》,对公共医疗卫生提出了独特见解,认为要在各省省城兴建西医医院,在京师设立全国性的中西医结合之医院;在广大的乡村,除中医继续推广外,还应该增强对民众的教育,通过诸如消灭露天粪缸等举措改良公共卫生来增进人民体制……
这样的建议对策,原本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是不屑为之地,但在东三省爆鼠疫地时局中。这种建议颇为民政部所瞩目。民政大臣沈殿林当即表示,要将此人派给正在东北主持防疫的伍连德担当助手,倘若果有成效。拟任命为正四品的卫生司司长,以一介白身而获如此提名,足见重用之意。
同样地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张全虽然只获得了法律硕士学位,但他同时也获得了美国律师资格,对宪法学颇有研究,对国际公法体系亦尤为精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庚子以来,中国与西洋交涉间之所以屡屡吃亏,除国家实力不济、官员有惧外心理外,对国际公法的陌生乃至漠视都是重要原因。很多不涉及主权、利权的谈判,因为中国谈判人员的无识,使得国家往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去挽回。
在“宪政体制改良刍议”这种框架地题意下,他对五大臣出洋考察也做了分析:先是充分肯定了此举的必要性,认为给朝廷重臣开了眼界。“即便所知有限,敢开风气之先亦足为人称道”,同时他也诚恳地指出不足,认为“各国宪政本来差异颇大。甚至同样事例甲国与乙国处理完全矛盾,与其自身悠然自得。合乎国情,与所学者却茫然不知所措,现今仿行,重学习目标……与中国最相近者,日本也……”最后,他认为要加紧修律,虽然按照法理,应该宪法制定、完备后再论其余诸法,但中国情况特殊,宪法受政治影响极大,倒是其余诸法相对简便,他呼吁说“倘宪政体系之下其余诸法具备而行之有效,则宪法呼之欲出、所行自远;倘光有宪法,其余诸法仍然照旧,则表里不一,宪法依旧只是一纸空文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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